Biying和她的家人四年前从广州移民来多伦多。她在世嘉堡的一间小寿司餐厅做兼职服务员。第三波疫情开始前，她才刚工作差不多一个月。Biying现在19岁，一般一周工作四天，每天五个小时。晚上她就去上夜校，同时也在等待秋季进入大学的入学通知。
疫情使得很多在餐饮业工作的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像很多其他工薪阶层的工作一样，餐饮业的工作要求每个人都要认真权衡风险和收入。Biying的工作大部分是处理自取订单，加上餐厅的顾客普遍减少，她就几乎拿不到小费了。然而对她及很多其他餐饮从业人员来说，原本只是拿最低工资（甚至更少），而小费则是除此之外重要的收入来源。但与此同时，Biying也知道在餐厅工作的人变少，也意味着工作场所爆发疫情的风险较低， 自己感染新冠的机会也减少，因此感到欣慰。
尽管疫情对Biying自己的生活没有造成不可控的影响，她还是经常担心自己被感染，再让家人接触到有高传染率和致死率的病毒。工作的餐厅会提供防护器具，而 且每一轮班的员工也很少超
过两至三人。尽管如此，每天的工作、交通、家居生活和上学还是因疫情而充满了不确定性。没有驾照也没有私家车，Biying主要靠公交车和搭便车上下班。
Biying在一年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上完了高中。像其他在疫情中生活、学习的年轻人一样，停课、没能庆祝的生日和微信聊天变成了日常。二月份，多伦多第一波疫情爆发之前，她决定辞掉餐厅的工作，专注于学业。她为自己期待已久的毕业后的生活指定了很多计划。
这一年是高中到大学之间很宝贵的一年。她很期待能够自我审视、获得新的生活经验并且从事自己期望的工作。她计划考个驾照、在夏令营工作并且获得实用的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。
疫情对高中及大学生的影响大部分是无形的，而且是无法轻易衡量的。
当疫情来袭，Biying没有工作时，政府的救援金（CERB, CESB 和 CRB) 并没有帮助到她和很多像她一样的现金工。 然而现金工在很多行业都是很普遍的。救援金原本旨在减少疫情和与之相联的经济危机产生的危害。尽管Biying从十一年级中期到十二年级中期都在餐厅打工，但身为现金工，她还是不够资格领取这些救援金。
当被问到政府可以做出什么改变来支持学生， Biying 建议修改安省学生辅助项目OSAP。永久性地拓宽申请资格，并且根据实际的学习和生活开销增加资助金额。正如Biying所说，“尽管这样能够生存--很多学生找到不同的方法赚钱，不管是兼职、工作-学习项目还是校外工作，例如零售业和餐饮业. 政府如果能给与学生更好的帮助，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学习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Biying九月份就要上大学了，她也为此参考了一下朋友的经验。对她的很多朋友来说，他们得到的助学金根本不够用，特别是在像多伦多这样生活费和学费都过高的城市。这种不安又与疫情造成的收入上的损失，和在前线工作却没有足够的支持的压力混合在一起。保证每个人都有基本收入是Biying会支持的一种援助。这也包括学生，帮助学生减轻经济压力，从而专注于学习。
Biying在疫情期间工作和学习的同时，社会上反亚裔的种族歧视也在增加。幸运的是，她自己并没有过这种被歧视的经历，“我觉得自己运气好，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这种事情，身边的人也没有遇到过。”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她都保持乐观。虽然最初为不上学的一年所指定的计划无法达成，她也会好好利用这个夏天的时间。